绿皮火车的车窗缝里不断往里灌风,发出尖锐的哨音。
这种2000年初常见的慢车,车厢里瀰漫著捲菸、泡麵和脚臭混杂的味道。苏晚坐在陈砚对面,脸色透著不健康的蜡黄,眼睛里布满血丝。她怀里那个黑色的皮包抱得很紧,指甲扣在皮面上,留下一排深浅不一的凹痕。
张远坐在靠窗的位置,正摆弄著他的海鸥相机。窗外掠过光禿禿的杨树林和灰扑扑的砖房,天色阴沉。
“陈儿,喝口水。”
张远递过来一个绿色的塑料军用水壶。
陈砚接过来,水凉透了,带著生水的土腥味。他抿了一口,从兜里掏出那张名片。梁启年的名字在昏暗的灯光下有些模糊。
“到了津门,先找地方住下。”
“住哪儿?”张远停下手里的动作,“老厂街那边全是棚户区,连个像样的招待所都没有。”
“就住老厂街,离钟楼近。”
列车进站时,已经是下午四点。
津门火车站站台上,搬运工穿著油腻的坎肩,拉著木板车在人群中穿梭。三个人刚出站,就被几个开“倒骑驴”的三轮车夫围住了。
“爷们儿,去哪儿?五块钱,全城送。”
陈砚没理会,领著两人往公交车站走。苏晚脚下的皮鞋跟太高,在不平整的水泥地上歪了一下,她闷哼一声,硬是没鬆开怀里的包。
老厂街离火车站不远。电线桿子歪斜著,掛著无数乱成团的电线。墙上的石灰大块剥落,露出暗红色的砖头,那是被工业废气侵蚀过的顏色。
他们进了一间叫“红星旅社”的铺子。
老板娘是个五十来岁的胖女人,正坐在柜檯后边嗑瓜子,电视里播著《大宅门》。
“三个人,两间房。”
陈砚把身份证递过去。
老板娘头也不抬,瓜子壳吐在地上,“一间房一天十五,没热水,上厕所去后院。要住就交钱。”
陈砚掏出三十块钱递过去。
房间在二楼,推开门,潮气混合著霉味。木板床上的床单泛著黄,墙角有一摊乾涸的水渍。
“陈砚,我们要在这儿待多